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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满抗日爱国志士---王宾章
2014-01-08 15:13:17   来源:信息中心
      王宾章(1886年——1936年),字寅卿。祖籍云南,康熙年间迁至黑龙江多耐站(今杜尔伯特蒙古自治县太和乡)居住。父王孚嘉,早年任驿站领催,光绪末年任齐齐哈尔城下十站官防处总领催。年老离任后,在省城设立私塾,教书育人。王宾章兄弟五人,他排行为二。长兄宪章,其下有宗章、宸章、宏章三个弟弟。
      王宾章于宣统元年(1909年)在齐齐哈尔高等小学毕业,由黑龙江省提学使司推荐到天津北洋优级师范学堂史地科学习。宣统三年(1911年),该学堂并入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学堂。他在求学期间,学习努力,始终保持“铁第一”的荣誉,但却累吐了血。然而疾病并未影响他的勤学精神,病痛使他悟出一个要学习好,就必须健身的道理。于是他每天早晚坚持习武,身体很快强健起来。时值辛亥革命,他经王化南介绍,参加了同盟会。
      民国4年(1915年)秋,王宾章在高等师范毕业,回到齐齐哈尔,任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数学教员。民国5年(1916年),又转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史地教员。因教学卓有成绩,被推举为省教育会副会长。至民国7年(1918年),升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并任省教育会会长。民国9年(1920年),调任省立师范学校校长。是年,王宾章34岁,正是风华正茂,精力充沛之时。他在办公室里挂着一幅辞为“平陆驰神骏,大江张满帆”的对联,作为激励奋进的座右铭。其时,师范学校刚刚迁到齐齐哈尔城西黑龙江省图书馆(通称藏书楼)旧址,原有房舍狭窄,不敷使用,但一时又无经费增建房屋。他为解决眼前的困难,只好千方百计地厉行节约,从办公费下节省积攒出一些经费,同时又征得学生同意,节约一些伙食费,日就月将的修建些校舍。在他任期内,共建校舍15栋,除增加了教室、宿舍,还扩充了图书馆,连仪器室、盥洗室等设施也逐渐齐备起来。另外,又在校园南面开辟出广阔的操场,设置了多种体育器械,使学校达到一定的规模。
      王宾章还非常注重师资水平。在从保定高师毕业时,就邀请到一些同学到黑龙江从事教育工作。在他担任校长之后,又重金聘请有学之士到校任教,当时的师范学校已成为黑龙江省内令人瞩目的最高学府。他经常教育学生和子女要掌握知识,达到渊博,读书不能不求甚解获只求一只半解,而要读深读透、融汇贯通。他提倡虚心向学,对好提问题的学生,非常赞赏并给予鼓励。因为他学行端正,德业日隆,至民国11年(1922年),便以师范学校校长代理黑龙江省教育厅长。他为考察外地办学经验,组织黑龙江省教育参观团到天津、济南、北京、奉天(今沈阳)等地学习,归后将学习所得在各校传播,并编印《黑龙江省教育参观团参观各地学校概况》,还亲笔在扉页题写“教育曙光”四字。时省图书馆因经费等问题已停办五年,经他努力设法筹措开馆经费,聘任馆长,辟设阅览室,扩充书库,将一个已窒息的文化事业恢复起来。他平易待人,没有官架子,治事公私分明,廉洁清正。生活朴素,经常是布衣、布鞋。当吴俊升任黑龙江督军时,荒地价格极低,以他的地位,买些荒地十分容易,但他一处也不要。他常对妻子说:“咱家无产业,也不给孩子留财产。阔人家的孩子依靠父母好吃懒做,不学好,甚至抽大烟。给孩子留产业就会害了他们。”
      民国17年(1928年),日本侵略者制造皇姑屯事件,王宾章目睹国事维艰的局面,愤然辞去师范学校校长和省教育厅代厅长职,只任省公署参议,赋闲在家。他从民国9年(1920年)任师范学校校长历时9年,是任期最长的。在此期间,无论学生、家长,尽皆交口赞誉他是空前未有的好校长。曾送有“湖州法在”的匾额,悬在他家门楣之上。
      “九一八”事变爆发,王宾章坚定地主张抗战,对政府的不抵抗深为愤慨。每与军、政两界友人晤聚,所论话题都是有关抗日问题。他们的主张,对马占山奋起抗战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江桥抗战失利后,马占山率黑龙江军、政两署及部队迁驻海伦。他受长兄王宪章之嘱,与四弟王宸章留在齐齐哈尔照顾父母及子女。
      民国22年(1933年)初,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八百一派人游说王宪章出任伪职,他借故去了哈尔滨避而不见。不久,国民党黑龙江省党部派他(时任省党部委员)去哈尔滨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齐世英召开的“七人小组”秘密会议。会议决定王宪章任省党部常务委员,以原省署参议的身份,秘密协助抗日。于是他以宣抚为由,奔走各地,通过旧关系,秘密宣传抗日救亡。继而国民党中央又密令王宪章出任伪教育厅长,以掩护各区(时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将东北划分9个区,黑龙江设3个区)开展工作。他出任伪职后,常对一些爱国人士说:“人心不死,国家不亡;抗日政策在本省现宜以注重青年思想教育,不忘祖国,仇视日寇为上。”要“告诫青年不要为日本的愚民政策所迷惑。”他抓住有利时机,在公开场合向教职员工和青年学生宣传爱国思想。民国24年(1935年)秋,他写下了“千里江山收眼底,万家优乐上心头”的联语,满腔热爱祖国河山和同群众优乐与共的情怀尽出笔下。在他任厅长之时,由于职任和所处地位,接触和结交很多爱国知识分子,其中与黑龙江民报社社长王甄海(又名王复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交往较多。他对王甄海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曾先后五次秘密提供活动经费1000元,又设法筹集2000元,转赠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救亡总会。此外,还救援过一些爱国人士脱险。一次,在警务厅任职的老友向他透露新京(今长春)来电通缉张君奇(时为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所派黑龙江工作区的指导员,公开职务是师范附小二部教员)的消息,他立即请其友人设法将电报搁压两天,等张君奇逃入山海关后再将电报拿出,使张免遭逮捕。当他闻知青年学生崔菊兰、贾士吉、刘立志等人已被敌伪当局注意时,便设法通知并资助他们离开齐齐哈尔。
      王宪章与王甄海的交往及一些活动,引起日伪的注视,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断定在黑龙江民报社内有中国共产党支部活动。在严密的布置下,于民国25年(1936年)6月13日以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为中心进行大搜捕。在齐齐哈尔被捕的有王甄海、王宸章等90多人,这就是震惊东北的“六一三”事件(又称“黑龙江民报事件”)。王宪章虽已被日本宪兵队列为重点人物,但没有与其他人同日逮捕。6月14日,王宪章出席一个会议,恰与日本宪兵队长高桥相遇,高桥特意走到他面前,诡笑着说:“……你弟弟也在里面,过几天就会放出来的。”王宪章对其敲山震虎式的试探,镇定自若,给了高桥个没趣。至7月20日傍晚,王宪章突然接到日本宪兵队的电话,请他立即到宪兵队去一趟,他于临行前坦然地对妻子说:“我这次去恐怕回不来了。”他刚离开家门,高桥便带领一帮人将王家包围并进行搜查,里里外外无处不搜,直至次日三时才结束。一般搜查,宪兵队长从不参与,这次高桥亲自动手,说明敌人对王宪章的重视,但结果却一无所获。原来,王宪章早已将“违禁”的书籍、材料等掩藏起来,使敌人无所发现,从此,王宪章被软禁于日本宪兵队中。两天后,日本宪兵队才允许家属给送衣服。又过了一天,王宪章的妻子带着儿子去求伪实业厅长卢元善打探说情,卢始而满口答应,后则回避不见,只让其子告诉她们母子说“王厅长的案子与共产党有关,不要再打听了”。7月26日,王宪章乘日本看守外出洗漱之机,用看守放在桌上的手枪自击而死。7月27日上午,伪齐齐哈尔市警察厅派人通知王宪章家属到警察厅去,市公署市长和警察厅长对其妻子和长子说:“日本宪兵队告诉我们,昨天中午,王厅长要上厕所,看守把手铐给他打开,便后,准备戴手铐时,王厅长猛然将看守打倒,要乘机逃跑,被看守开枪打死了(实际是日本宪兵队当事者为掩饰监守失职,逃脱责任,编造的谎话)”。家属在万分悲痛中于当天下午将王宪章的遗体装殓好送到南市郊花立屯(今龙沙区大民乡花力)安葬,时年50岁(1986年6月齐市人民政府追认为反满抗日爱国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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